（本文系贾康先生2017年9月23日在2017中国（江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贾康：谢谢主持人！尊敬的陈昌智副委员长，鹿书记、刘省长和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借这个机会把自己作为研究者对于中央现在表述为战略方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认识做个汇报。

如果从中央已经明确表述的战略性方针这个概念上，应该可以领会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般的方针——所谓战略它一定会涉及到全局和长远，我的理解这个方针就是对应中国怎么样完成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实现中国梦。

理解这样一个战略方针应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的线索。一个是十八大以后新一代领导集体人事安排基本到位以后大政方针逐步的清晰化、体系化。从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一直到六中全会，关键词做最浓缩的提炼的话，涉及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发展理念。第一个关键词中的这个“治理”，明显不同于管理，要把政府和非政府多元主体的潜力、活力充分调动，使政府和其他主体更多地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来解放生产力。现代市场体系中间要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的机制，而跟着的“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就必须处理好政府“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这个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即优化制度安排问题，而进一步要推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文明的现代化，以及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这样体系化的现代发展理念上，再匹配上全面从严治党。这些大政方针清晰化的过程中间，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线索是中国2010年在整个经济发展稳稳坐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这个阵营中之后，合乎逻辑地出现了增长速度下行的阶段性结构调整，和我们必须认识、适应和引领的新常态。在发展过程中引领新常态，就是要调动我们可能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样的上行因素来对冲下行因素，就必须依靠配套改革内涵的制度创新为龙头的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我认为是在这两个重要的背景之下，合乎逻辑地推进到在五中全会之后，习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指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针的表述上。

在此之前，中央领导层已经履有口风，在这之后又有领导人的更长篇的重要的讲话，但是我觉得要领会、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把握住总书记这5句话，应该讲其基本的思路、逻辑要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把握了。这5句话的第一句，是说“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它表明这个战略方针并不否定我们前些年已经在努力推进和优化的反周期总量调控这种需求管理的意义和作用，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总书记特别明确肯定的我们认为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和需求相对应的供给侧。第二句话“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在改革上，表明这个战略方针并不是某种横空出世全新的概念，它就是在邓小平当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推进到改革深水区以后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个改革为什么现在前面要加上“供给侧”和“结构性”？我理解这是要使我们的决策和政策的科学化，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这个概念，显然对应到现在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上：首先要充分注意学理上所说的改革，就是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问题。所以，把“供给侧”标在这前面，首先是要以制度供给为龙头在改革的深水区解决攻坚克难的问题，这样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跟着的“结构性”，又是合乎逻辑的用语：考虑制度的有效供给首先就要接触到制度结构利益格局的问题，隐含着的就是要解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这个结构，当然也包括着其他更复杂的供给侧的结构，从制度层面来讲的结构，也包括我们论坛聚焦的经济成分、所有制结构应该怎么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理化。我们至少要有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努力奋斗，才能够渡过衔接美好共产主义未来的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形成的这个结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而且需要努力地动态优化。所谓公的经济和非公的经济，在并存的时候它们还要互动。比如我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特别强调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混合所有制”，也就是说在现代治理寻求共赢、共享发展这样的推进过程中，作为市场经济产权基石的一个个企业内部产权的结构优化，就是需要有一个努力把国的股、非国的股，公的股、非公的股充分混起来的这种改革趋向，即实际生活中间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努力。当然，实际生活里这还有很多的纠结和争议，但是这个结构优化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很多我们值得看重的切入点，比如这几年大力发展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落实到具体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园区连片开发，以及地方政府辖区里一些产业新城建设运营的重大的乃至突破性的建设事项上，都可以、也必然需要以PPP的机制创新来从事：只要是做这个PPP的项目，它就一定要有一个SPV，即特殊目的公司，这个公司一定要有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标准形式的股份制的产权架构，而里面的股权结构一定是混合的，一定是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公的和非公的要混在一起。而且政府这时候它内在的动机，天然就不想一股独大。做PPP，地方政府恨不得少持股少出钱，这叫“四两拨千斤”，这叫产生乘数效应、放大效应，这是做事儿做得漂亮，是他出政绩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和导向。形势比人强，我们的非公经济的发展不光是要有自己在非公概念下的发展，也要特别注重在这个混合概念下包容性的发展，对应到PPP，我觉得是把天时、地利、人和比较好地结合在一起，阳光化走完程序以后大家一起寻求共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供给侧制度安排创新。所以，第二句话里的表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符合学理，而且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打开了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广阔空间。

第三句话是说这个改革要落在“着力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上，这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概念，它表明我们这样一个战略方针并不是像有人简单地所说的照搬了美国供给学派，我们比它开阔得多。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在某个政策要点上考虑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覆盖全局和长远的、体系化的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间这样的系统工程式的把握。当然，这方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和美国供给学派的哲理上的区别：我们不会简单认同那种政府只是做守夜人的新自由主义的倾向，我们的政府必须守正而出奇。也就是在充分尊重市场的前提下，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时候，还要争取在出奇制胜方面有所作为，有效的市场要加上有为和理性、有限的政府，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的超常规发展。

这三句话后面，我们也可以理解第四句话所顺理成章地讲的是“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即要解决可持续性的问题，这也显然是问题导向，要把我们已面对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风险因素加以控制和化解，让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按照可持续的轨道继续运行。

第五句话落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上。我的理解，这就是在延续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时确立“三步走”现代化战略方针里的那个基本战略思想。中国的发展不是常规的发展，我们在工业革命以后落伍了，改变落伍状态必须从追赶到赶超，最后后来居上。所以，邓小平南巡特别强调一波一波的发展中间，每一波要争取上一个台阶，按照学术的说法，就是阶跃曲线式的发展，而我们现在总书记的表述和这个一脉相承，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在前面的努力之下，要继续实现整体跃升式的发展，这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怎样在落伍以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历史任务。

这五句话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清晰、完整的战略层面的逻辑体系。当然，在实际贯彻过程中，我们还要做很多的研究探讨。在我所在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努力之下，我们形成了新供给经济学的认识框架，也推出了系列出版物，在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之前，都对中央决策层提交了我们的研究报告供决策参考。学理上的很多认识今天没有时间展开，希望大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网上搜索我们的论文和出版物，给予批评指正。我想再落到实际操作方面谈一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基本认识。地方工作的同志，在行业、企业层面要处理具体实际工作的同志，反复在问这个战略方针我们自己可以抓什么样的抓手？我认为，大家可以高度关注“三去一降一补”，但是这个“三去一降一补”应该理解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而不是他的全部。“三去一降一补”的特点就是不能像过去我们理解反周期那样是非常简洁的一个总量调控，它一定是要是有定制化、结构化特征的一套方案。比如去杠杆，如果理解为控制整个广义货币供应量M2，实话实说，跟我们地方层面、以及跟我们在货币政策掌控部门之外的其他工作体系角度来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央行所代表的货币政策管理当局要处理的问题。你如果把杠杆理解为企业的负债率要降低、得到控制，这当然也是一个特定的角度，那么你又不能拘泥于说只要没走到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这个负债率越低越好，实际上却未必是这样的。假定两个企业一个是60%的负债率，一个70%的负债率，我们并不能认为70%负债率企业的状况就注定比那60%的更糟糕，它可能已经要冲破瓶颈期，在适当提高负债率以后它后面可能会来一个发展的新局面，实现一轮升级，而60%负债率的企业它可能连自己的发展战略问题都还没有处理好，它这样相对低的负债率并不表明它后面发展一定有后劲儿。所以，一定要按供给侧的思维做具体的分析。去产能，我始终强调并不是简单的去“过剩产能”，一定要落到去“落后产能”上，这个产能到底过剩还是不过剩，它可能瞬间就转变。北京的地铁4号线是用PPP建的，16号线又用PPP，如果没有PPP的创新，这种把天文数字资金砸到地底下的地铁建设，什么时候能动工还很难设想，用了PPP马上签约，签约后马上产生大量和这个建设项目相关的钢材、建材、施工机械和其他投入品的订单，进入市场后会瞬间就把一部分所谓的过剩产能转为有效产能，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机制能把一个领域里可比的这些产能中靠下的落后的、污染严重的部分挤出去，这主要需依靠市场优胜劣汰的力量。又如降成本，我反复强调从政府方面来讲，最主要的努力应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来要降低制度成本，至于说企业在生产经营各具体环节上的降成本，不用政府多操心，人家在物质利益导向上永远努力在降这些成本，政府真正要发力的是怎样能通过配套改革把制度性的成本降下来。企业的负担决不仅是一个税收问题，十几种正税之外，有像娃哈哈调查表明的几百种行政性收费，还有五险一金，还有潜规则式的在处理与政府部门关系时不得不“打点”形成的综合成本等等，这些能不能降低，是很实质性的问题，这不是“减税”概念能覆盖的，一定是“配套改革”才能覆盖的。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现在还有几百种行政性收费，再往下降要解决的是“拆香火”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讲，政府体系按照早已强调的大部制和扁平化的改革方向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在拆香火之后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更好地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同时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后面跟着就得以减少政府的设费权和可能的设租寻租这种权力扭曲的空间。这种改革，我们寄希望于马上就要来临的十九大，在已经有的改革的基础上，给我们更加明确的和系统化的指导。

这样一些基本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