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威低下了头请求滴滴收购ofo 却遭到程维拒绝

如今的ofo“对滴滴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多位采访对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手创立ofo的戴威不愿交出公司的控制权——这使得ofo失去了原本发展的可能性，并一路滑向了深渊。

在这个初夏，ofo后台等待退还押金的人数仍有将近1600万。以每人99元或199元押金计算，待退押金规模在16亿-32亿元之间。一名仍在职的员工表示，“这对ofo来说，是个‘不可能偿清的数字’。” 有用户表示，自己明明没有收到退款，原本界面的“退款中”却已更换为“充值押金”的提示，“仿佛我从没充过押金。”

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6月12日发布的公开执行信息显示，因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已依法限制法人陈正江出境。这家公司正是ofo的运营主体。2018年10月29日，这家公司的法人由戴威变更为陈正江。

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之前，戴威并不是没有想过让步。私底下，戴威曾主动找程维洽谈过多次。ofo前高管王拓很多次听戴威提起过，滴滴每次开出的条件都太羞辱了，这导致谈话总是不欢而散。

“就是他跟程维的对话，永远都不是平等的。”戴威曾向王拓转述过这样一番对话：他问程维，滴滴是不是一家永不放弃的公司?如果滴滴是，那么ofo也是。王拓听后劝戴威，没必要置气，该服软就服软。“无论是年龄、经验、社会地位，包括他在社会上具有的Power，哪一项不比戴威强?所以不能以一个特别对等的心态去聊这个事情。”

他尝试说服戴威，ofo在滴滴的规划里，可能就是一个事业部，这是迟早的结果。

戴威沉默。“他不吭声，一般他反对或者不认同的事，他就不吭声。”

王拓与戴威年龄相仿，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加入ofo之前，出生于西部省份普通家庭的他创过业，并按照他的计划把公司卖了出去。他自认奋斗打拼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实现财务自由，拿钱买更多的个人时间。“养猪不就是为了杀吗?每一头猪被杀掉之后，养猪场老板他会哭吗?因为出发的时候你已经想好目的了。就是猪养大，然后杀了，卖了，赚钱。”因此，当2017年9月，来自滴滴的高管空降ofo时，王拓几乎是带着迎接的心态，“把滴滴看作自己的未来老板。”

戴威并不这么想。父亲是国企总裁，母亲是教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在校时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这样的出身，让他对物质的追求并不强烈。即使在ofo估值数十亿美元的时候，戴威出门最常吃的餐厅还是麦当劳和吉野家。他曾不止一次对ofo的联合创始人们表示，“经历比钱更重要”。

戴威曾将程维视作老师。一位负责投资关系维护的员工记得，刚入职时，她曾问戴威，有哪些投资人需要重点沟通?戴威给出了4个人的名字：徐小平、张颖、朱啸虎、王刚。“然后我说，那程维呢?他说程维我自己跟他电话打得比较多，有些东西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但随着时间推移，戴威对程维的心态开始变化。有段时间，ofo的高层员工频繁地听见戴威讲述阿里的故事。敏感的员工意识到，事情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半年前，戴威还总是在谈话间引用滴滴与程维的故事，如今，阿里与蔡崇信取代了前者。“戴威很早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滴滴终究还是靠不住，如果能抱上阿里的大腿就好了。”上述员工说。

富有经验的创业者们会从今日的中国商业环境中悟出一个基本常识：一般情况下，不要同时接受来自腾讯、阿里或百度其中两家(或以上)的投资。而戴威先后让腾讯系的滴滴与阿里系的蚂蚁金服坐上了ofo董事会的重要席位——至少在今天，一切商业故事背后都是资本故事——违背常识是危险的。

今今乐道读书会创始合伙人、前《中国企业家》执行总编辑何伊凡将戴威与ofo的关系比作一个8岁的孩子去举100斤重的东西——“这100斤主要来自哪儿呢，主要来自它需要处理的复杂关系。因为资本是这样的，一步错，步步错，如果你早期(拿钱)的时候，一些最基本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到后期你一定会付出非常沉痛的代价。”

2017年10月，滴滴空降ofo的高管南山认为ofo在支付宝的入口无法导流，做主在微信上开通了小程序——由此引发了蚂蚁金服的不满。